晨光刚至，汴京皇宫大殿里已齐聚满朝文武。
龙椅之上，嘉佑帝端坐，神色平静却难掩审视之意，目光一一扫过殿下众臣。
“有事上奏，无事退朝。”
礼仪内官的声音打破了大殿内的寂静。
这时，枢密使富弼赶忙出列。
他身着紫色官服，神色满是忧虑，拱手行礼后，声音洪亮却透着焦急：
“陛下，陕西四路枢密院机宜司紧急来报。
兴庆府那边有人提议，因我大周关闭榷场，致使西夏民怨沸腾，竟妄图集结兵马逼我朝重开榷场。
更要紧的是，卓罗和南军司有兵马集结，恐怕西夏得知我朝欲开拓河湟，打算先下手谋取兰州。
臣以为，当务之急是往西疆提前筹备军粮，让陕西各路做好防备，以防西夏入侵。”
嘉佑帝听完，眉头瞬间皱起，眼中闪过一丝忧虑。
副宰相申时行站出，神色郑重：“陛下，臣以为既然西夏人以榷场关闭为借口，如今西夏蠢蠢欲动。
若重开榷场，可缓和局势，避免战事；若不开，边境百姓生计恐受影响，还望陛下圣裁。”
嘉佑帝皱了皱眉头，不置可否。
他向朝堂众人大臣问道:“诸位爱卿可有其他意见否？”
副相文彦博气冲冲的站出来道:“不可重开！西夏集结兵马，意图逼迫我方，若此时妥协重开，岂不示弱？
且榷场关闭，虽有民怨，但也可借此整顿边境贸易，防止西夏获取关键物资用于军备。”
环庆路的榷场，当年就是文彦博提议关闭的，当时逼得西夏，老实服软认怂。
如今这申时行突然提议要重开榷场，这不是要打他的脸吗？
大周朝嘉佑帝在位绝大多数能够进入政事堂的相公，都有在西疆战场上和西夏人掰过手腕的经历。
最早和西夏人打交道的夏竦，便是凭借抵御西夏人的功劳拜相。
他在陕西路的一系列措施被后来的继任的陕西路大臣们学习后，发扬光大。
后来的范仲淹在西疆改革兵制。
在延州修筑青涧城，训练了一支精兵，有效抵御了西夏的侵扰。
同样凭借在陕西路的一系列举措，有效抵御了西夏，稳定了西北边境局势，为大周朝朝的边疆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
后来，庆历三年，嘉佑帝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成为宰相。
如今的大相韩章，年轻的时候同样对西夏很强硬，他甚至主张主动进攻西夏，以攻为守。
他认为西夏国小力弱，若宋军集结兵力主动出击，可破敌于边境。
基于此，他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积极筹备粮草、兵器等物资，为进攻做准备。
后来同样是凭借对付西夏的功劳，逐步升到如今的地位。
副相文彦博在庆历年间任陕西转运副使。
他继承范仲淹「以守为攻」思想，主导构建横山-无定河防御链。
在延州至保安军间增筑36座堡寨，形成「十里一烽，三十里一堡」的纵深防御网。
首创「空心敌台」设计，将仓储与戍守功能结合，使守军可独立支撑三个月。
改革厢军轮戍制，将陕西四路（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兵力集中部署于西夏东进要道。
此举使西夏骑兵突破成本倍增，李元昊当年曾叹「每掠周境，折兵过于得粟」。
不仅如此，文彦博还推动了对西夏的经济制裁。
他针对西夏依赖青白盐贸易获取军费的弱点，
发布了青白盐禁令，对西夏发动了经济战。
通过封锁在河东路设「缉私巡检司」，查缉西夏私盐入境，仅庆历二年就收缴盐船237艘。
随后，他上奏朝廷扩大解州池盐产量至年300万斤，以「官盐票」形式低价供应边境蕃汉民众，收买了边境的番族。
最后，他奏请销毁边境铁钱，改发「盐引钞」遏制西夏货币渗透，打击西夏货币。
文彦博此策导致西夏财政收入锐减四成，被迫在庆历四年（1044）重启和谈。
另外文彦博还对西夏进行民族分化。
文彦博深谙「以夷制夷」之道，对河湟吐蕃与横山蕃部实施差别化策略。
通过扶持唃厮啰政权牵制西夏西线，年赐茶绢价值30万贯，拉拢吐蕃人。
随后，将归顺的党项大族如野利氏迁往京西，赐田宅，离间党项大族和李元昊的关系。
他又奏请在保安军建「蕃学」，延请吐蕃高僧讲经，吸引西夏境内信徒，达到对西夏宗教渗透的目的。
通过以夷制夷的手段，嘉佑二年，横山地区已有47个蕃部归周，西夏失去重要兵源地。
另外，关于大周朝和西夏的岁币也被他玩出花来了。
在庆历和议谈判中，文彦博主张「以金帛换时间」政策。
大周朝表面接受年赐绢15万匹、银7万两，暗地要求西夏称臣文书用「夏国主」而非「夏国王」。
条约中规定西夏使臣入京不得经潼关，改走商州道，便于沿途监控。
在和议中夹带「赐九经、释典」，推动儒家文化西传，对西夏进行文化输出。
总之大周朝的相公们，虽然打仗不见得有多厉害，但是用文化和经济手段来对付西夏和辽国还是有一手的。
申时行皱了皱眉头，耐心解释：“文相公所言虽有道理，但边境百姓多依赖榷场贸易为生，关闭榷场，百姓生活艰难，恐生民变。况且，重开榷场，也可作为缓兵之计，为我朝备战争取时间。”
文彦博神色严肃，语气坚决：“申相公此言差矣！
示弱只会让西夏更加嚣张，如今我朝已做好防备，何必惧怕西夏威胁？
民怨可通过其他方式安抚，绝不能因小失大。”
两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朝堂气氛愈发紧张。
嘉佑帝静静地听着，目光在两人之间来回扫视，心中权衡利弊。
此时，韩章站出来打圆场：“陛下，两位大人所言皆有道理，此事确实棘手，还望陛下深思熟虑。”
韩正当年也是对西夏的强硬派，如今年纪大了，倒显得老成持重些。
他心里同样不愿意重开榷场，但是真实性作为他政治上的盟友，又不能太过于驳他面子。
不如让嘉佑帝来决断！
嘉佑帝沉思片刻，缓缓开口：“朕意已决，环庆路榷场不再重开。
咱们现在来讨论一下要调多少钱粮到西疆吧！”
一提到钱粮，申时行又来劲了。
他先恭敬地向嘉佑帝行了大礼，才缓缓说道：“陛下，如今江南各路的粮草还没运到汴京。要是调粮去西疆，少说也得两百万担，不然根本禁不住水路的损耗。
如今汴京周边各仓一共才存粮四百万担，这汴京可是咱朝堂的根基，要是粮食少了，万一出点乱子，后果不堪设想，还望陛下慎重考虑啊。”|
这文彦博和申时行的争斗便是新党和旧党的争斗。
这大周朝的文官们，按照政治立场，主要分为新党和旧党。
周朝新党和旧党出现的原因主要包括，政治理念分歧、利益冲突、学术思想差异。
政治理念方面，大周如今面临“三冗”问题，财政危机严重，社会矛盾尖锐。
新党主张通过全面变法来改变现状，如推行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以增加财政收入、加强军事力量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而旧党则认为祖宗之法不可轻易更改，担心变法会引发社会动荡，主张维持旧有制度，通过节流等方式解决财政问题。
新党打算变法必然触动了许多官僚、贵族和富商的利益。
例如，青苗法限制了高利贷商人的利益，免役法损害了一些官僚地主的特权，他们便支持旧党，反对变法。
新党为推行变法，必然会重用了一批支持变法的官员，从而打破了原有的官僚晋升体系和权力平衡。
这引发旧党官员的不满，双方在权力争夺上日益激烈。
新党受新学影响，强调经世致用，注重对经典的重新解读以适应现实政治需要。
旧党多遵循传统的儒家经学，强调道德修养和祖宗成法，在学术思想上存在着对儒家经典理解和应用的不同。
这也导致了他们在政治决策和治理理念上的差异。
文彦博和申时行两人的争论同样体现出了两人的政治立场。
文彦博作为新党中人，做事偏向于务实。
而申时行作为旧党人物，执政理念则偏向于维持稳定。
总而言之，政治立场没有对错，只有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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