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继位时，秦国已经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卓越的战略眼光，吞并了巴、蜀、汉中等地，西南方向越过宛城，直抵郢都，并在那里设置了南郡；北面则收复了上郡以东的地区，建立了河东、太原、上党郡；东部疆域则延伸至荥阳。此外，秦国还吞灭了二周，在其故地设置了三川郡。此时的秦国，已经具备了统一天下的坚实基础，成为战国七雄中最为强大的国家。
秦王政掌权后，任用了一批有才能的将领和谋士，如尉缭和李斯等人，积极推行统一战略。他深知，秦国的统一大业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还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布局和高效的行政管理。于是，他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军事行动，为秦国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始皇帝十一年（前236年），赵、燕两国因边境争端爆发战争。赵国出兵攻燕，秦国趁机以“救燕”为名，派遣名将王翦等率军出兵，分别夹攻赵国。秦军势如破竹，先后攻取了赵国的阏与、轑阳（南阳西北）、河间（河北省献县东南）、安阳（河北阳原县东南）等地，漳水流域也逐渐被秦国所占有。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不仅削弱了赵国的实力，也进一步巩固了秦国在中原地区的战略优势。
始皇帝十三年（前234年），秦国再次大举向赵国进攻，以所取的赵地建立了雁门郡和云中郡。秦国的军事行动如同狂风暴雨，赵国在秦军的连续打击下节节败退，国土逐渐被蚕食。始皇帝十六年（前231年），魏国和韩国在秦国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割让土地以求自保。魏国献出了部分土地，韩国亦被迫将南阳地献给了秦国。秦国随即派内史腾担任南阳假守，进一步加强对新占领地区的控制。
始皇帝十七年（前230年），秦国发动了对韩国的全面进攻。秦军在内史腾的率领下，迅速攻破了韩国的防线，俘虏了韩王安，并在韩地建立了颍川郡。韩国的灭亡，标志着秦国统一大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向其他诸侯国展示了秦国的强大军事力量和决心。
始皇帝十八年（前229年），秦国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加剧。秦将王翦率领精锐部队直下井陉（河北省井陉县西），秦将杨端和则率领河内兵进围赵都邯郸。赵国派出名将李牧和司马尚带领大军抵御秦军，赵军在李牧的指挥下，一度成功地抵御了秦军的进攻。然而，赵王的宠臣郭开却收受了秦国的贿赂，散布流言，诬陷李牧和司马尚谋反。赵王听信谗言，改用赵葱和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并且残忍地杀害了李牧。这一决策直接导致了赵国的军事防线崩溃。
始皇帝十九年（前228年），秦军在王翦和羌瘣的率领下，大破赵军，尽定赵地，并俘虏了赵王。秦王政亲自前往邯郸，坑杀了自己幼年居住邯郸时的仇家，以泄私愤。随后，他从太原、上郡返回，秦国在赵都邯郸一带建立了邯郸郡，进一步巩固了对赵地的统治。
赵公子嘉率领其宗族数百人逃到赵的代郡，自立为代王。然而，秦国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秦国在赵都邯郸一带建立邯郸郡后，继续对代地进行军事打击。始皇帝二十年（前227年），秦王政派大将王翦、辛胜进攻燕国。燕国和代国虽然联合发兵抵抗，但在秦军的强大攻势下，最终败于易水以西。
次年，秦军攻下燕都蓟城。燕王喜被迫迁都到辽东，试图躲避秦军的追击。然而，秦将李信带兵紧追不舍。燕王喜在走投无路之际，听从了代王嘉的计策，杀害了太子丹，并将太子丹的首级献给秦国，试图求和。这一举动虽然暂时缓解了燕国的危机，但也暴露了燕国的虚弱和无奈。
始皇帝二十一年（前226年），韩国都城发生叛乱，秦国出兵平定韩的叛乱，并乘机处死了韩王安。韩国的灭亡，标志着秦国在中原地区的统治进一步巩固，也为秦国的统一大业扫清了障碍。
始皇帝二十二年（前225年），秦王政派将军王贲进攻魏国。王贲包围了魏都大梁（开封市），并采取了引黄河水灌城的战术。经过三个月的围困，大梁城终于被攻破，魏王出降，魏国灭亡。秦国在魏的东部地区建立了砀郡，进一步扩大了秦国的疆域。
同年，秦王政派李信、蒙恬带领20万大军进攻楚国。李信攻楚的平舆（平舆县北），蒙恬攻楚的寝（安徽临泉县），取得初步胜利。然而，秦楚两军在城父邑（今安徽省亳州东南城父集）相遇时，楚军趁秦军不备发起反攻，大败秦军。秦王政意识到，楚国并非易与之敌，于是果断派王翦和蒙武带领60万大军出征。秦军在王翦的指挥下，大破楚军于蕲（今安徽宿州东南），迫使楚将项燕自杀。随后，秦军攻入楚都寿春，俘虏了楚王负刍。秦国在楚地设立了九江郡（安徽寿县）和长沙郡（湖南长沙市），进一步巩固了对楚地的统治。
始皇帝二十五年（前222年），王翦平定了楚的江南地，降服了越国之君，设置了会稽郡，楚国灭亡。与此同时，秦国不断向东扩展，陆续设立了郡县，并攻取了鲁地，设置了薛郡（山东曲阜）。同年，秦王政派王贲进攻燕的辽东，虏燕王喜，灭亡燕国。接着又回师攻代，虏代王嘉，建立了代郡（河北蔚县西南）和辽东郡（辽宁省辽阳市老城区）。
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将王贲从燕国南下攻齐，俘虏齐王建，灭了齐国。秦国在齐旧地建立了齐郡（山东淄博市东北）和琅邪郡（山东胶南县西南夏河城）。至此，秦国从始皇帝十七年（前230年）起，到灭齐时止，耗时10年，陆续兼并了六国，完成了统一天下的伟业。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随着齐国的最后灭亡，秦王政终于完成了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伟业。为了彰显新帝国的权威，他下令以咸阳（今陕西咸阳市秦都区）为首都，正式建立秦朝。咸阳地处关中平原，南依秦岭，北临渭水，地势险要，自古便是关中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秦王政选择咸阳作为帝国都城，不仅因为其地理位置优越，更因为它曾是秦国历代国君的统治中心，象征着秦国数百年来励精图治、终成霸业的辉煌历史。
统一六国后，秦王政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有效管理幅员辽阔的新帝国。为此，他在即位后的第二年（前220年）下令修筑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道”系统。驰道的修建标准极高，路面宽阔平坦，宽度约五十步（约69米），路基坚实，沿途设有驿站和烽燧，确保政令和军情能够迅速传递。
驰道的修建不仅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还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商旅往来更加便捷，物资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各地的特产和资源得以迅速流通。同时，驰道的军事意义也十分重大，秦军可以借助这一交通网络快速调动兵力，镇压叛乱或抵御外敌。
在巩固北方统治的同时，秦王政的目光也投向了南方。为了平定百越（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地区），他下令开凿灵渠，以贯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灵渠位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全长约34公里，由铧嘴、大小天平、南渠、北渠等部分组成，巧妙地利用地形，将湘江和漓江连接起来，使长江水系的水能够顺利流入珠江流域。
灵渠的修建是一项艰巨的工程，秦朝征调了大量民夫，耗时数年才最终完成。它的建成不仅解决了秦军南征的粮草运输问题，还为后世的水利工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公元前214年，灵渠正式通航，大量军粮通过水路运往百越地区，为秦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正式发动对百越的征服战争。他派遣大将赵佗率领五十万大军南下，兵分五路进攻百越各部。由于百越地区地形复杂，山林密布，秦军起初遭遇顽强抵抗。但凭借灵渠提供的后勤保障，秦军最终击败百越各部，将其纳入秦朝版图。
为了巩固对百越的统治，秦始皇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包括移民实边、设立郡县、推广中原文化等。赵佗因功被任命为南海郡尉，后来更建立了南越国，成为秦汉之际岭南地区的重要统治者。
随着六国灭亡、驰道修筑、灵渠开通和百越平定，秦王政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秦朝正式建立。他自号“始皇帝”，希望子孙相继，传之万世。
秦朝的统一不仅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五百多年的分裂局面，还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驰道的修建、灵渠的开凿、郡县制的推行，无不体现出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和长远眼光。尽管秦朝二世而亡，但它所确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却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从此，中国进入了帝国时代，一个崭新的历史篇章就此展开。
秦始皇之前的各国诸侯都被称为“君”或“王”。战国后期，秦国与齐国曾一度称“帝”，但这一称号在当时并未广泛流行。一统天下的秦始皇，认为这些称号都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尊崇，于是下令大臣议称号。
经过一番议论，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认为，秦王政“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功绩“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他们援引传统的尊称，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建议秦王政采用“泰皇”头衔。
然而，秦始皇对此并不满意，他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过五帝”，遂采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构成“皇帝”的称号，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自称“始皇帝”。从此以后，“皇帝”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称谓。
为了使皇帝的地位神圣化，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尊君”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巩固了他的绝对权威，也为后世的君主专制制度奠定了基础。
首先，秦始皇取消了谥法。谥法起源于周初，是一种在君王死后，根据其生平事迹给予带有评价性质的称号的制度。这种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君王的功过是非，但在秦始皇看来，却是一种对君主权威的极大不敬。他认为，让“子议父，臣议君”，不仅太不像话，更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他果断宣布废除谥法，禁止后代臣子对君主进行任何形式的评价，从而确保了皇帝的绝对尊严和权威。
其次，秦始皇规定天子自称“朕”。“朕”字的意义与“我”相同，以前一般人也可以使用，但秦始皇将其限定为只有皇帝才能自称为“朕”。这一举措进一步凸显了皇帝的特殊地位，将皇帝与普通百姓和臣子区分开来，使皇帝成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通过这种语言上的限制，秦始皇巧妙地强化了皇帝的权威，让天下人都明白，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是不可侵犯的。
皇帝的命令被称作“制”或“诏”。其中，“命曰制，令曰诏”，二者虽然都是皇帝的命令，但在效力和性质上有所不同。“制”通常用于重要的国家事务和政策的颁布，具有更强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而“诏”则更多用于一般的指令和通告。通过将皇帝的命令分为“制”和“诏”，秦始皇不仅规范了皇权的行使方式，还进一步明确了皇帝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第三，秦始皇规定文字中不准提及皇帝的名字，要避讳。这一措施体现了对皇帝名字的绝对尊重和敬畏。在当时的文字记录和官方文件中，凡是遇到“皇帝”“始皇帝”等字句时，都要另起一行顶格书写，以示对皇帝的崇高敬意。这种避讳制度不仅在文字上对皇帝进行了特殊的保护，也在心理上进一步强化了皇帝的神圣地位，让天下人都对皇帝产生一种敬畏之情。
最后，秦始皇规定只有皇帝使用的、以玉质雕刻的大印才能称为“玺”。玺是皇帝权力的象征，是皇帝行使最高权力的重要信物。通过将玺限定为皇帝专用，并且必须以玉质雕刻，秦始皇进一步凸显了皇帝的至高无上地位，同时也为皇权的传承和象征提供了一种具体的物质载体。
除了这些“尊君”的措施外，秦始皇还继续执行了自孝公变法以来商鞅的法家政策。他通过加强君主专制，削弱旧贵族势力，提拔由军功而上升起来的贵族，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这一系列政策不仅削弱了旧贵族对国家权力的干扰，还为新兴的军功贵族提供了上升的空间，使秦国的统治更加稳固和高效。
此外，秦始皇还信奉由传统道学发展而来的阴阳家所提出的“五德终始”说。这种学说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按照五行（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规律进行的。秦始皇认为，秦是水德，周是火德，而水能克火，因此秦得天下是天经地义的。基于这种理论，秦始皇将十月定为岁首，进一步强化了秦朝的“水德”象征。这一举措不仅在思想上为秦朝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支持，也在文化上进一步巩固了秦朝的统一。
通过这些措施，秦始皇成功地将皇帝的地位神圣化，使皇帝成为了一个绝对权威的存在。他的这些举措不仅为秦朝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的封建王朝树立了君主专制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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