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门的铜铃声里，“商部”的楠木匾额刚挂上朱漆门，李煌的官靴便跨过门槛，手中的《商税则例》还带着墨香。大堂里，晋商渠本翘摸着新制的“商籍黄册”，烫金的“官商分利”四字在晨光中闪烁：“按这章程，商税从六成降到三成，”他的算盘珠子在掌心滚动，“可盐引拍卖的规矩，能否再放宽些？”
后堂，新上任的商部侍郎英和正在与算学吏争论：“洋商的‘汇票’怎能与官票同兑？”李煌展开《东西商票对比表》：“吕宋商票的坏账率两成，我大清官票有黄金储备，”他的算尺划过“汇率波动曲线”，“立商部不是设关卡，是给商人开新路。”窗外，商人们举着“商部挂号贴”排队，黄纸在春风里像一片金色麦浪。
译馆的雕花窗棂外，陈阿福盯着《几何原本》的拉丁文译本发愁，笔尖停在“三角形内角和”的推导图上。西洋传教士马礼逊指着地球仪：“贵国的《周髀算经》虽妙，”他的手指划过麦哲伦航线，“但蒸汽船的测绘，还需《海国图志》的经纬算法。”陈阿福突然想起福建船工的抱怨：“要是能译出这‘经纬度测算’，福船就不会再触礁了。”
晌午，商部后院的议事厅，徽商代表王有龄拍着《商部保商条例》：“洋人垄断南洋航线，我们的货船连吕宋都到不了！”李煌递上《海运补贴章程》：“每艘远洋船补银百两，”他的算盘在“风险共担”栏跳动，“但需在商部登记航线，算学吏随行核计成本。”王有龄的眉头稍展，却仍盯着“商部抽成一成”的条款——那是他算盘上的最后一道防线。
未时三刻，译馆传来争吵声。老学究吴省钦指着译稿大骂：“‘地心说’竟敢质疑《浑天仪注》？”马礼逊摊开《天体运行论》译本：“哥白尼的算学，能让历法更准。”陈阿福捡起地上的《九章算术》注疏，突然说：“不如先译《实用测绘手册》，”他的算筹在“海岸线测量”图上比划，“商人需要的，是能算出航距的洋算。”
掌灯时分，商部值房的灯火映着《全国商路图》，李煌与英和正在标注“茶叶专线”。“两湖茶商走海路，”英和的笔尖划过广州，“比陆路快二十日，却被洋商卡着港口。”李煌的算盘敲出急响：“商部该设‘海运监理司’，”他指向《海关关税表》，“让咱们的商船，也能在吕宋挂起龙旗。”
这一晚，译馆的油灯下，陈阿福与马礼逊正在校译“蒸汽锅炉图纸”。“炉壁厚度三寸，”马礼逊的圆规在图上画弧，“贵国的冶铁术，”他望着陈阿福袖口的匠作补丁，“若能改良，蒸汽船的载重能增五成。”陈阿福突然想起汉阳兵工厂的锻铁炉，算珠在掌心滚得发烫——这图纸，或许能让大清的货船，追上洋商的汽笛。
商部成立的告示贴满京城，最下方的“商学馆招生”条目格外醒目：“凡商人子弟，可学洋文、算盘、测绘。”渠本翘的儿子渠源潮摸着新领的《商部算学课本》，发现里面夹着陈阿福译的“海外贸易测算口诀”，嘴角不禁上扬——这算筹，终于不再是衙门的利器，而成了商人的算盘。
三个月后，第一艘挂着“商部监理”灯笼的福船驶往吕宋，船舱里除了茶叶，还装着译馆新出的《南洋海图》。陈阿福站在船头，望着马礼逊送的罗盘，指针正对着《周髀算经》里的“南斗方位”——中西算学的经纬，终于在商船的航线上，织出了新的治世光谱。
商部的算盘与译馆的墨笔，从此成了京城的新风景。李煌知道，设立商部不是终点，而是让算筹从衙门走向商路的开始；陈阿福明白，翻译西学不是崇洋，而是让老匠人的锤头，能敲出蒸汽时代的声响。而那些在商部挂号的商人、在译馆苦读的学子，正用自己的算盘和笔尖，续写着数据治世的新篇章。
正阳门的铜铃依旧在响，商部匾额上的金漆在夕阳下愈发耀眼。当渠本翘的商队带着“官商分利”的黄册启程，当译馆的学子捧着《几何原本》走进商船，所有人都知道，这场始于算盘的改革，正从朝堂走向江海，从古籍走向世界——而这，才是数据治世的真正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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