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我们说到，硫磺岛战役。在那座由火山灰和硫磺构筑的地狱里，美国海军陆战队为了给b-29轰炸机提供一个救命的机场，付出了近七千人阵亡的惨重代价。栗林忠道将军用他那套革命性的、冷酷的地下防御战术，将整座硫磺岛变成了一台巨大的绞肉机，虽然最终失败，却也给美军的心理，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那张在折钵山顶升起的星条旗，成为了不朽的象征。不过现在小日本的日子过的那叫一个惨，日本各大城市几乎是天天挨炸！
现在，咱们把镜头，从烟波浩渺的太平洋，暂时拉回到满目疮痍的欧洲大陆。就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还在一个岛一个岛地进行着血腥“跳棋”的时候，他们的欧洲兄弟们，也正在经历一场从天堂到地狱的过山车之旅。
1944年的夏末，对于在欧洲西线的盟军来说，日子过得简直就像是在梦里。
自打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那片血腥的海滩上，成功地站稳了脚跟以来，整个战局的发展，就超出了所有最乐观的预期。7月25日，巴顿将军的“眼镜蛇行动”，像一把烧红的尖刀，瞬间撕开了德军脆弱的防线。盟军的装甲洪流，如同决堤的洪水，势不可挡地涌入了法国内陆。
8月25日，巴黎解放。到8月底，整个法国大部分地区，都重获自由。这支由将近300万盟军将士组成的、史无前例的庞大力量，似乎正在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摧枯拉朽之势，碾碎着纳粹德国那台曾经不可一世的战争机器。
前线的士兵们，将这场势如破竹的大追击战，戏称为“香槟战役”。因为一路上，他们不但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还经常被兴高采烈的法国民众，用香槟和美酒夹道欢迎。大伙儿都乐呵呵地相信，这场该死的战争，肯定能在圣诞节前结束，到时候就能回家抱老婆孩子了。
然而，正是这种令人陶醉的、几乎是晕乎乎的胜利氛围，正在悄然地、无声地，孕育着一场巨大的危机。
从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到前线的普通士兵，盟军上下，普遍都得了一种病，叫“胜利病”。他们一致认为，德国人已经被打垮了，士气低落，精神崩溃，剩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完全不堪一击。
这种致命的乐观情绪，渗透到了战略规划的每一个层面，导致他们严重低估了德军的韧性和那可怕的恢复能力。这场看似辉煌的胜利，既是军事上的巨大成就，也为其后即将到来的、灾难性的失败，埋下了沉重的伏笔。
当盟军的先头部队，在比利时和荷兰边境高歌猛进、眼看就要冲进德国本土的时候，一条看不见的缰绳，却被越拉越紧，几乎要将整个庞大的攻势，给活活地勒得窒息。
这条缰绳，就是“后勤”。
说白了，就是百万大军的吃喝拉撒睡，和打仗用的油盐酱醋茶——也就是燃料、弹药和粮食。
盟军的补给线，被极度地拉长了。所有的物资，都必须从几百公里外、遥远的诺曼底临时港口，和刚刚才勉强修好的瑟堡深水港运出来。到9月初，超过7万吨的各种补给物资，像小山一样，堆积在瑟堡的港口里，却因为缺乏足够的运输工具，而根本无法及时送到前线。
更要命的是，早在诺曼底战役期间，为了阻滞德军的增援，盟军的空军，把自己这边的铁路网，给炸了个稀巴烂。直到8月底，才勉强恢复了通车。
为了解决这个天大的难题，盟军启动了那个后来非常着名的“红球快递”计划。他们动用了数千辆卡车，大部分由黑人士兵驾驶，在法国的公路上，日夜不停地，像一支红色的动脉一样，疯狂地将物资运往前线。
但即便是这样，也无法满足前线百万大军那如同无底洞一般的庞大需求。更雪上加霜的是，英国佬那边，有1400辆崭新的三吨卡车，因为引擎活塞的设计缺陷，集体趴窝了，这使得本已紧张到极点的运力，更是雪上加霜。
其实，解决问题的钥匙，早就握在了盟军手里——那就是刚刚攻占的比利时深水大港安特卫普。这座港口，拥有巨大的吞吐能力，只要它能投入使用，所有的后勤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但问题是，德军虽然丢了安特卫普城，却依然像个茅坑里的石头一样，死死地控制着安特卫普出海口的斯海尔德河口地区。港口虽然在盟军手里，但船根本开不进来。
后勤的瓶颈，而非德军的抵抗，成为了决定1944年秋季盟军战略走向的、最核心的因素。
有限的燃料、弹药和粮食，根本无法同时支持所有的部队，都以最高速度向前推进。这使得盟军最高司令部，面临着一个极其严峻的、神仙打架般的抉择：
是让所有的部队，都稳扎稳打、齐头并进（也就是所谓的“宽大正面”战略）？
还是把所有能找到的资源，都集中在一点上，像一把锥子一样，发动一次决定性的、冒险的突击（也就是所谓的“单一猛击”战略）？
这个后来在军事史上，被反复研究和争论的战略分歧，其根源，并非是什么高深的军事理论之争。说白了，就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是穷得叮当响的后勤现实，所逼出来的、无奈的选择。
在盟军的最高指挥部里，两位性格如同水火一般、截然不同的巨人，主导了这场伟大的战略辩论。
盟军远征军的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是一位天生的、杰出的联盟战争大师。他的军事才能或许不是最顶尖的，但他那高超的政治手腕和管理能力，却是无人能及。他的首要任务，是维系这个庞大而又脆弱的英美联军的团结。所以，他更倾向于稳妥的“宽大正面”战略。这既能确保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因为过于突出而陷入被德军包围的险境，同时也能让他手下那些一个个功高盖主、个性鲜明、天天吵着要打仗的将军们（比如美国的巴顿和英国的蒙哥马利），都有仗可打，有功可立，从而维持内部的微妙平衡。他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家长，得想办法让每个儿子都满意。
而他的地面部队总司令，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丽利，则是另一番景象。
作为北非阿拉曼战役的英雄，蒙哥马利以其一丝不苟、谨慎细致到近乎刻板的指挥风格，和他那毫不掩饰的、写在脸上的傲慢而闻名于世。他坚信，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赢得这场战争的天才，而其他的美国将军，都是一群头脑简单的“牛仔”。
他极力主张，发动一场由他亲自指挥的、集结所有后勤资源的“单一猛击”。他要像一把利剑，从北翼直插而入，越过莱茵河，直捣德国的工业心脏——鲁尔区，继而一举攻克柏林。
8月22日，蒙哥马利在其指挥部，与艾森豪威尔共进午餐。席间，他几乎是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他警告艾森豪威尔，如果再这么慢吞吞地“宽大正面”下去，错失了眼前这个德军崩溃的良机，那么战争，将毫无疑问地拖延到1945年。
他要求艾森豪威尔，将至少12个精锐的美国师，划归到自己的指挥之下。并且，为了保证他的后勤供应，必须立刻暂停南线那个他最看不顺眼的、咋咋呼呼的“牛仔”——乔治·巴顿将军的第三集团军的一切攻势，把所有的汽油，都给他送过来。
这番话，无疑是对艾森豪威尔最高权威的一次直接的、赤裸裸的挑战。
蒙哥马利的计划，大胆、激进，而且极其诱人。它承诺，能在一场辉煌的战役之后，在圣诞节前就结束战争。这对背负着巨大政治压力的艾森豪威尔来说，无疑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然而，蒙哥马利那种咄咄逼人的、近乎于勒索的态度，也深深地激怒了艾森豪威尔。当蒙哥马利在地图上，手舞足蹈地，将他的计划描绘成一场直捣柏林的、长达500英里的狂飙突进时，艾森豪威尔终于忍不住了，他不客气地打断了他：
“蒙蒂，你在耍宝！你根本办不到！”
两人之间的紧张气氛，在艾森豪威尔接下来一句严厉的斥责中，达到了顶峰：
“稳住，蒙蒂！你不能那样跟我说话，我是你的上司！”
最终，艾森豪威尔的决定，并非一个纯粹的军事决策，而是一个充满了政治智慧的、复杂的妥协，和一次高明的内部管理手段。
蒙哥马利，是英国家喻户晓的战争英雄，是整个大英帝国的骄傲。在政治上，彻底否决他的计划，会严重损害本已脆弱的英美同盟关系。因此，批准一个规模缩小了的、目标也更有限的“蒙氏计划”，既能安抚这位桀骜不驯的下属，让他保持积极性，又能为打破前线的僵局，提供一种可能性。
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赌博，但也是艾森豪威尔作为一名联盟统帅，为了维系联盟团结、管理复杂的指挥关系，所必须采取的必要之举。
于是，一个代号为“市场花园”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降作战行动，就此诞生了。
艾森豪威尔，同意了蒙哥马利的方案。但目标，从遥远的柏林，缩减为了在荷兰境内的莱茵河下游，夺取一个关键的桥头堡。他向蒙哥马利承诺，会给予他“有限的补给优先权”，为其每天额外提供1000吨的宝贵物资。
一场旨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史无前例的豪赌，就此拉开了序幕。
1944年9月17日，一个阳光明媚、万里无云的星期日。
清晨，在英格兰南部的各个机场，引擎的轰鸣声，震彻云霄。一支史无前例的、庞大的空中舰队，拔地而起。超过2000架c-47运输机和“霍莎”滑翔机，如同遮天蔽日的蝗虫群，载着来自美国第101、第82空降师，和英国第1空降师的、超过名伞兵和滑翔机步兵，浩浩荡荡地，飞向了荷兰。
盟军空军，对沿途所有已知的德军高射炮阵地，进行了地毯式的猛烈轰炸。这使得这支庞大的机群，在飞往目标区域的途中，损失极其轻微。
与诺曼底登陆时，那场混乱的、在黑夜中进行的空降相比，这一次的着陆，堪称完美。在朗朗的白日之下，绝大多数的部队，都在预定的着陆区1000米范围之内，成功着陆。五颜六色的降落伞，在荷兰的田野上空，如同鲜花般绽放。整个场面，蔚为壮观。士兵们的信心，也空前高涨。
然而，一场极具戏剧性的、黑色幽默般的巧合，正在发生。
当英国的伞兵和滑翔机，如同秋天的落叶一般，纷纷飘落时，德军b集团军群的总司令，以防御战专家而着称的瓦尔тep·莫德尔元帅，正在其位于阿纳姆市郊外、欧斯特贝克镇的塔菲尔堡酒店里，悠闲地享用着他的午餐。
空降的地点，几乎就在他的指挥部的头顶上。
当第一批英国伞兵的身影，出现在酒店窗外时，莫德尔元帅的第一反应是：卧槽！盟军派来了一支特种突击队，目标是活捉我本人！
他立刻抛下了手中的餐盘，抓起自己的元帅权杖，以一种与他身份极不相称的、惊慌失措的姿态，仓皇地逃离了酒店，驱车直奔驻扎在附近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长威廉·比特里希将军的指挥部。
这看似偶然的巧合，却成为了盟军整个宏大计划中，最为致命的一处厄运。
盟军的策划者们，完全是基于“德军在荷兰的指挥系统，已经崩溃”这一错误的假设，来制定计划的。结果，他们不偏不倚地，将自己的伞兵，降在了德国最善于化混乱为有效防御的、最顶级的防御大师的餐桌旁边。
莫德尔素有“希特勒的救火队员”之称，以其临危不乱、随机应变的超强能力而闻名。在空降开始后的短短几分钟之内，德军非但没有陷入群龙无首的瘫痪状态，反而由其最能干的防御大师，亲自接管了战地指挥。
盟军整个计划的一个最关键的前提——敌人指挥失灵——在行动开始的第一时间，便已不复存在。
厄运，接踵而至。
盟军的整个计划，还建立在另外两个致命的情报失误之上。
首先，他们完全忽视了荷兰抵抗组织和盟军自己的航空侦察，所提供的、关于阿纳姆地区，存在德军装甲部队的确切情报。事实上，刚刚从法国诺曼底战场上撤下来、正在此地休整的，正是比特里希将军指挥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下辖党卫军第9“霍亨斯陶芬”师和第10“福登斯堡”师的残部。
尽管这些部队，在诺曼底遭受了重创，人员和装备都不完整。但他们依然拥有坦克、突击炮、重炮，和一大批经验丰富、杀气腾腾的党卫军老兵——而这些，恰恰是只装备了轻武器的空降部队，最无法对抗的噩梦。
第二个，也是更具毁灭性的失误，在空降开始后，不到两个小时，就发生了。
德军的士兵，在一架被击落的美军滑翔机的残骸中，发现了一个完好无损的公文包。当他们打开公文包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里面装着的，是“市场花园”行动的、完整的、详细的作战计划！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箭头，清清楚楚地标明了，盟军每一个空降师的攻击目标、着陆区域，和地面部队的详细行动路线。
这场盟军精心策划的、出其不意的奇袭，瞬间，就变成了一场对德军指挥官来说，完全透明的、“开卷考试”式的防御战。
在地面上，“市场”行动初期的战果，喜忧参半。整个计划的脆弱性，从一开始，就暴露无遗。
美国第101空降师（师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他们的任务，是夺取最南端的埃因霍温市，和周围的一系列桥梁。他们成功地夺取了大部分的目标，但在最关键的、位于松镇的大桥，德军的工兵，就在美军伞兵的眼前，成功地将其炸毁。这立刻为后续地面部队的前进，制造了一个严重的瓶颈。
美国第82空降师（师长詹姆斯·加文将军）：他们神速地拿下了格雷夫镇的马斯河大桥，和具有战略价值的赫鲁斯贝克高地。然而，加文将军，犯下了一个关键的判断失误：他没有立刻集中兵力，去攻击最重要的目标——奈梅亨公路大桥，而是优先巩固了自己刚刚占领的着陆区。这个谨慎的决定，给了德军宝贵的几个小时，来加强奈梅亨大桥的防御。
英国第1空降师（师长罗伊·厄克特将军）：他们的任务，是夺取最远端的、也是最重要的阿纳姆大桥。而他们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为了保护运输机，免遭德军高射炮火的攻击，策划者们，将他们的着陆区，设在了距离阿纳姆大桥7到9公里（约5到6英里）的、遥远的西部郊外。
这个决定，完全牺牲了空降作战最重要的元素——突然性。它迫使英国的伞兵们，必须徒步长途跋涉，穿越地形不明的、可能布满敌人的区域，去攻击一个早已经有所警觉的目标。
更糟糕的是，他们携带的英制22型无线电通讯设备，性能极差，几乎在落地之后，立刻就全部失灵了。这导致，英军的各个营之间，以及各营与师部之间，完全失去了联络，变成了一盘散沙。
与此同时，作为“花园”部分的地面部队——由布赖恩·霍罗克斯中将指挥的、精锐的英国第30军，开始了他们的征程。这支由谢尔曼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的强大力量，沿着一条狭窄的、仅有两条车道的公路，向北全速推进。这条路，后来被士兵们，用血和泪，命名为“地狱公路”。
按照计划，他们应该在48小时之内，行进103公里，抵达阿纳姆，与英国伞兵会合。然而，在松镇那座被炸毁的桥梁面前，他们被迫停下了脚步，焦急地等待着工兵部队，架设起一座新的贝雷桥。
在行动的第一天，宝贵的几个小时，就这样被白白地浪费掉了。这条狭窄的公路，已经开始显露出它作为“死亡陷阱”的狰狞面目。
战斗的核心，很快就聚焦在了两座关键的桥梁上：奈梅亨大桥和阿纳姆大桥。
在阿纳姆，英国第1空降师中，只有约翰·弗罗斯特中校指挥的第2伞兵营，约745人，在通讯中断、各自为战的情况下，奇迹般地，成功抵达了阿纳姆大桥的北端。他们迅速占领了桥头周围的几栋坚固的房屋，顽强地据守阵地，与德军的坦克和装甲车，进行着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
而在阿纳姆的西部市郊，英国第1空降师的主力部队，则陷入了灭顶之灾。他们被德军迅速组织的防线，分割、包围，打得支离破碎。师长厄克特将军本人，为了解战况亲赴前线，结果与德军遭遇，被迫和几名参谋，狼狈地躲进了一户荷兰平民家的阁楼里。在长达30多个小时的时间里，这位师长，与他的部队完全失去了联系，使得整个师在最关键的时刻，群龙无首。
当阿纳姆的英军，正被德军逐步消灭时，战斗的焦点，转移到了南边的奈梅亨。
到9月20日，英国第30军的坦克，已经抵达了奈梅亨大桥的南端，但被德军的顽强抵抗，死死地挡住了。正面强攻，根本无法奏效。
美国第82空降师的师长加文将军，下达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命令：他命令朱利安·库克少校指挥的第504伞兵团，乘坐26艘英制的、简陋的帆布突击艇，在没有任何掩护的情况下，强行渡过宽达400米的、水流湍急的瓦尔河。
这次渡河行动，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惨烈的屠杀。
许多美军士兵，连见都没见过这种简陋的、像澡盆一样的帆布船。在毫无遮蔽的宽阔河面上，他们只能用自己的步枪枪托，笨拙地划水。他们成为了对岸德军机枪和迫击炮的、最完美的活靶子。河水，很快就被鲜血染红，子弹像冰雹一样，密集地打在水面上。这场惨烈的强渡，因其巨大的伤亡，而被幸存者们，称为“小奥马哈海滩”。
然而，奇迹发生了。
幸存下来的伞兵们，如同复仇的魔鬼一样，冲上了北岸，扑向了德军的阵地，并成功地夺取了奈梅亨大桥的北端。
这是整个“市场花园”行动中，最具争议、也最令人扼腕的时刻。
当美军伞兵占领北岸的同时，英国第30军爱尔兰卫队装甲团的谢尔曼坦克，也从南端发起了冲锋。到9月20日晚上7点，整座奈梅亨大桥，完好无损地，落入了盟军的手中。
通往阿纳姆的道路，已经完全敞开！距离，只有短短的11英里（约18公里）！在阿纳姆大桥下苦苦支撑的弗罗斯特中校和他的部下，似乎终于看到了获救的希望。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英国人的坦克，停了下来。
这次致命的停顿，并非源于怯懦，而是源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军事思想，和战场认知的巨大冲突。
对于空降兵而言，他们的信条，就是速度、大胆和冒险。他们装备轻便，深知自己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地面部队的迅速驰援。在他们看来，连夜向阿纳姆发起一次11英里的闪电冲锋，是唯一合乎逻辑的选择。
但对于英国第30军的装甲兵指挥官来说，情况完全不同。他们的作战条令，强调的是协同作战、步兵支援和侧翼安全。前方通往阿纳姆的公路，是一条高出周围沼泽地的狭窄堤道，两侧是松软的圩田，这是德军反坦克炮最理想的“猎杀场”。在夜间，没有步兵的伴随，贸然冲入一个已知有党卫军精锐装甲部队活动的区域，在他们看来，无异于自杀式袭击。
地面部队的指挥官们，看到的是战术上的巨大风险。他们听不到，也无法体会到，11英里之外，那些阿纳姆守军垂死的呐喊，和那种生死存亡的紧迫感。
正是这种在关键时刻的、致命的认知脱节，最终，宣判了英国第1空降师的死刑。瓦尔河渡口的无畏勇气，被随之而来的、谨慎的犹豫，所彻底吞噬。
因恶劣天气，而被推迟了两天的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终于在9月21日得以出发。他们的指挥官，斯坦尼斯拉夫·索萨博夫斯基将军，从一开始，就对这个计划，持极度悲观的态度。
他的部队，降落在了莱茵河的南岸，正对着英军被围的欧斯特贝克口袋。然而，他们着陆的区域，早已被德军的炮火所覆盖。伞兵们在降落的过程中，就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伤亡惨重。他们用小船，渡过莱茵河去增援英军的尝试，也一次又一次地，在德军的炮火和湍急的河水面前，宣告失败。
欧斯特贝克口袋，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幸存的英军，在持续不断的炮火下苦苦挣扎，食物、饮水和弹药，都已耗尽。
而在阿纳姆大桥，战斗于9月21日，彻底结束。弗罗斯特中校的最后一批守军，在弹尽粮绝后，被德军的坦克和火焰喷射器所淹没。弗罗斯特本人，腿部负伤，被德军俘虏。或许是出于对勇者的敬意，德军为他提供了及时的医疗救护。
9月25日晚，盟军指挥部，终于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代号为“柏林行动”的撤离计划，在一场倾盆大雨和炮火的掩护下展开。加拿大和英国的工兵们，驾驶着小船，冒着德军的炮火，往返于莱茵河两岸，接运幸存者。
到26日清晨，撤离行动结束。在最初投入莱茵河北岸作战的、一万余名英国第1空降师及配属部队的官兵中，只有约2400人，成功地撤回了南岸。其余超过8000人，或阵亡，或负伤，或被俘。
一场旨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豪赌，以一场彻头彻尾的、惨烈的失败，而告终。
“市场花园”行动的失败，是系统性的，是多个因素叠加的恶果。着名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直言不讳地评价道：“市场花园行动，从一开始，就是个糟糕的计划，从顶层设计开始，就是如此。”
计划的缺陷、情报的失败、耗尽的运气，和战术的失误，共同导致了这场悲剧。可耻的是，战后，一些英军的指挥官，特别是空降军的副司令勃朗宁将军，还试图将失败的责任，推到英勇作战的波兰部队身上，这成为了二战史上一个长期存在、且令人不齿的争议。
而对于荷兰的人民来说，这场旨在解放他们的行动，却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行动失败后，荷兰的北部地区，仍在纳粹的残酷统治之下。为了报复荷兰铁路工人的大罢工，德国占领当局，对荷兰西部省份，实行了严酷的粮食禁运。这直接导致了1944至1945年的“饥饿的冬天”。据估计，约有名荷兰平民，在这场人为制造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
战争结束后，被摧毁的阿纳姆大桥，得以重建。1977年，为了纪念那位曾在此浴血奋战的指挥官，它被正式命名为“约翰·弗罗斯特桥”。在欧斯特贝克和赫鲁斯贝克，整齐的阵亡将士公墓，静静地矗立着，无言地诉说着这场战役的惨重代价。
“市场花园”行动的失败，不仅彻底粉碎了盟军速胜的希望，更对后续的战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盟军为了支持这次行动，将宝贵的燃料和运输资源，都优先分配给了蒙哥马利的北翼。这直接导致了另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肃清斯海尔德河口、开放安特卫普港——被严重推迟。
直到11月底，安特卫普港，才终于投入使用。当“市场花园行动”失败后，盟军不仅损失了大量精锐的空降部队，其后勤困境，也丝毫未得到缓解。这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进行快速、机动突破的能力，被迫在没有充足补给的情况下，转而对德国边境那道坚固的“齐格菲防线”，发动了一场缓慢、血腥、且代价高昂的正面消耗战。
因此，可以说，“市场大花园行动”的战略失败，直接铺垫了接下来几个月，在许特根森林和亚琛的、那一场场同样惨烈的战斗。
这场为了夺取一座桥的豪赌，最终，用无数的生命证明了，那座桥，确实“遥不可及”。它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关于傲慢、勇气和牺牲的、悲壮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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