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梅开得妖冶时，张汝舟带着温言软语叩响柴门。他说在酒肆见过我题壁的词，说敬我才名，说懂我苦辛——那时我正蹲在地上修补《金石录后序》稿页，指尖沾着米糊，听见“懂”字，竟像听见了前世的回音。
他递来的锦盒里，躺着支玉连环，正是明诚当年用半幅《女史箴图》换的、我唯一的嫁妆，此刻却在他掌心泛着温润的光，像极了明诚初遇时的眼。
洞房花烛夜，他掀开我鬓边碎发，指尖划过我耳后朱砂痣，忽然问：“可还有赵明诚留下的青铜鼎？”
语气轻得像明诚问我“那方端砚可还收着”，却多了三分灼热。
我还未答话，他已扯着我头发撞向案几，玉连环硌得 头皮生疼，听见他骂：“装什么清高，那些破铜烂铁早该换钱！”
桌上的烛台翻倒，蜡油滴在我手背，比他的话更烫——原来这世间的“懂”，都是披着糖衣的刀，专挑伤疤处捅。
他抢过我护在怀里的《金石录后序》，撕成碎片时，我看见稿页上“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的字迹，恍惚回到归来堂的夜。
那时明诚教我辨认铭文，墨汁溅在我裙角，他用袖口来擦，沈水香混着墨香，成了我对“温柔”最初的定义。
此刻张汝舟的手在我发间乱扯，嘴里喊着“克夫妨家”，我忽然笑了——原来“赌书泼茶”的温柔，和“撕稿扯发”的暴戾，不过是男人的两面，一面给想骗的人，一面给骗到的人。
第二日去官府告发他科举舞弊，衙役的锁链划过手腕时，我望着他被拖走的背影，忽然想起越州破庙的碎玉摊。
那时我没买碎玉，却在此刻懂了：有些男人，就像那些碎玉，看着能拼成簪子，实则每一片都带着棱角，划得人鲜血淋漓。
公堂上，县官问我为何告发亲夫，我摸着袖口藏的残稿碎片，说：“民妇护的不是夫，是字。”
话音落下，听见后堂传来墨香，像极了父亲书房的味道。
狱中的九天，我用指甲在绢帕上刻《声声慢》。
砖墙上的霉斑爬成他袖中沉水香的形状，每道刻痕都渗着血，像极了明诚稿页上的批注。
第七日，狱卒送来半块残砚，说有位公子托他转交。
砚池里刻着极小的“漱玉”二字，摸上去有新刻的毛刺——后来才知道，那是沈砚之在集市寻了三日，找到与归来堂同款的砚台，连夜用刻刀凿的。
他来探监那日，隔着栅栏递来热粥，袖口沾着墨点。
“易安居士，”他低头看着我手上的血帕，“这些词，我替你抄在宣纸上了，等你出去，咱们找个清静处，慢慢校勘。”
声音轻得像怕惊碎什么，我望着他眼中映着的我，蓬头垢面，却比张汝舟的甜言蜜语更真。
忽然想起在杭州酒肆，他总坐在角落磨墨，我题壁时，他的砚台总在我伸手可及处。
出狱那日，他捧着《声声慢》抄本来接我，纸页上的小楷工整得像金石铭文。
“我姓沈，名砚之，”他低头看着残砚，“十二年前在汴京相国寺，见过您与赵公子赌书，那时您掉了片词稿，我……”
话到此处顿住，从袖中掏出片泛黄的纸，正是我当年在溪亭遗失的《如梦令》残页，边角处有他后来补的注：“易安此句，胜却人间千盅酒。”
我们坐在西湖边的茶寮，他替我斟茶，水流过残砚的“漱玉”二字，荡起细微波澜。
他说这些年，总在收集我的词稿，哪怕是片言只字，都像收集碎玉，盼着有天能穿成串。
“您知道吗？”他望着湖面上的月影，“当年在越州破庙，我看见您护着《集古录》，指甲都抠进了木板，那时我就想，这世间最珍贵的金石，不是青铜鼎，是您眼里的光。”
暮色漫进窗棂时，我摸着绢帕上未干的血字，忽然懂了：这世间最烈的酒，不是溪亭的梅子酒，是明知饮下会碎骨，却仍要仰头灌下的、名为“期待”的毒。
而沈砚之，就像那方残砚，带着新刻的毛刺，却愿意承住我所有的泪与血，哪怕自己也会被磨得遍体鳞伤。
离开茶寮时，他把残砚塞进我手里，砚底刻着行小字：“碎玉可拾，词魂难灭。”
月光照在他青衫上，竟比当年明诚的白梅更暖。我忽然想起狱中的刻痕，每道血印都在绢帕上连成了线，就像此刻，沈砚之的出现，让我在碎玉堆里，捡到了第一片，带着温度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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