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静第一次看见母亲的账本时，正蹲在陶轮边捏制一只粗陶碗。作坊里的日光灯管在头顶发出滋滋的声响，将母亲俯身记账的影子投在泥地上，像一片被风干的荷叶。账本是用牛皮纸包着的练习簿，封皮上用红漆写着“成本”两个字，笔画边缘已被摩挲得发白，露出底下泛黄的纸页。
“这窑共烧了四十六件，裂了七件，废品率百分之十五点二。”母亲的声音像釉料里的石英砂一样坚硬，钢笔尖在纸页上划过，留下蓝黑色的墨迹，“釉料钱七块二毛四，柴火烧了三担半，算五块一……”她每报出一个数字，郭静就觉得陶轮上的泥坯跟着震颤一下，仿佛也在为这些冰冷的数字而紧张。
作坊里弥漫着陶土与釉料混合的潮湿气味，墙角堆着的泥料用塑料布盖着，像一群蛰伏的巨兽。郭静的指尖沾满了紫泥，当她试图将碗口捏出一道微妙的弧线时，母亲突然拍开她的手：“弧度太大了，费釉料。记住，口径十五厘米，深八厘米，这是市集上最受欢迎的尺寸。”钢笔在账本上重重顿了一下，墨水晕开一个小点儿，像陶碗上不该出现的斑点。
郭静看着母亲布满老茧的手，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泥垢。这双手能精准地称量出二两釉料的误差，却从未抚摸过她的头发超过十秒。“你看隔壁王婶家的闺女，跟你一样大，在电子厂上班，一个月挣的钱够买两吨陶土。”母亲翻着账本，纸页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搞艺术先学会算泥账，这是你外婆教我的。”
外婆的影像在郭静脑海里一闪而过——那个总在窑炉前喃喃自语的老人，临终前把一块窑变的碎片塞进她手里，说“泥土会唱歌”。可母亲的账本里，泥土只会唱成本与售价的单调调子。郭静偷偷把一块多余的陶土捏成星星形状，藏在围裙口袋里，却被母亲一眼瞥见：“又在玩！把捏歪的那几只碗重揉了，别浪费泥料！”
午后的阳光穿过作坊的高窗，在地上投下狭长的光斑。母亲正在给烧好的陶碗上釉，釉料是自制的青灰色，像老房子上的苔藓。她往釉浆里加着某种粉末，动作精确得如同药剂师：“氧化铝多加三克，颜色能深一度，市集上的人就爱这种深沉的。”郭静站在旁边看，发现母亲的手腕在滴釉时会不自觉地颤动，像在跳一支古老的舞蹈。
“妈，你年轻时候也想过做艺术陶吗？”郭静忽然问。母亲的手顿了一下，釉料滴在陶碗边缘，形成一个不规则的斑点。“想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她很快恢复了常态，用布擦了擦手，“能装三碗饭的碗才是好碗，这是你外婆说的。”但郭静分明看见，母亲转身时，眼角的皱纹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怅然。
傍晚收工前，母亲开始计算这窑陶品的利润。她把碗碟整齐地码在长凳上，逐个用布擦拭，像是在检阅士兵。“粗陶碗每个成本八毛，售价一块二，净赚四毛。”她的声音在空旷的作坊里回荡，“一个月烧三窑，除去成本，能剩……”郭静突然打断她：“可外婆说过，陶土是有灵魂的。”
母亲猛地回头，眼神像窑火未熄的炉膛：“灵魂能当饭吃吗？你外婆要是不那么‘有灵魂’，你妈我也不至于从小就跟着搬陶坯！”她的声音在颤抖，袖口露出一截旧伤疤，那是年轻时搬窑砖被烫伤的痕迹。郭静看着那道疤痕，忽然想起外婆临终前说的话：“别学你妈，她把陶土算得太精，却忘了泥土也会疼。”
深夜，郭静偷偷溜进作坊。月光从天窗漏下来，照亮母亲的账本摊在工作台上。她翻开第一页，果然看见母亲年轻时的字迹——那是几行用铅笔写的诗，旁边画着歪歪扭扭的陶罐草图，其中一只碗口被画成了星星的形状。墨迹早已褪色，却依然能看出当年的小心翼翼。
“看什么呢？”母亲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郭静吓得合上账本，却看见母亲手里拿着一个布包。“这是你外婆的，”母亲把布包递给她，“她说等你能读懂泥土时再给你。”布包里是一本线装的窑炉笔记，纸页间夹着半片陶碗碎片，上面用朱砂写着“星子”两个字。
郭静翻开笔记，里面记录着各种釉料配方和烧制心得，却在最后一页发现了母亲的字迹：“若有来生，愿做窑火中的星子，不必计算成本，只烧自己的光。”旁边还有一行更小的字：“给静静，别像妈一样困在泥里。”
作坊外的老槐树沙沙作响，郭静忽然想起白天母亲计算成本时，指尖划过纸页的温柔触感——那和她抚摸陶坯的动作一模一样。原来母亲不是不懂艺术，只是把它算进了更沉重的生存算术里。
“妈，”郭静把碎片贴在掌心，“明天教我算泥账吧。”母亲愣了一下，随即从抽屉里拿出一把老算盘，珠子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记住，釉料钱要精确到分，”她拨弄着算珠，声音里有了一丝暖意，“但要是你想撒点金粉试试窑变，妈给你出这钱。”
算盘珠子碰撞的声响里，郭静听见泥土在呼吸。母亲的账本上，成本与售价的数字像窑火中的星子，而在那些数字的缝隙里，她终于读懂了外婆说的“泥土的歌声”——原来生存的算术题，也可以用艺术的方式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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