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的官僚体系里，“官”与“吏”虽并称“官吏”，却有着天壤之别。
“官”是金榜题名的朝廷命官，身着补服，手握印信，由天子钦点赴任，犹如我们所说的体制中人。
“吏”则是体制外的办事人，无品级，无身份，身着布衣，操持文书，在衙门的角落默默维持运转。
“吏”是不是更像如今编制外的临时工，这些人拿着微薄的薪水，干着繁重的活，他们也要养家糊口，自然把目光盯上了“灰色收入”。
正是这种看似泾渭分明的身份鸿沟，以及分配的不公，在嘉庆十一年的直隶藩库，
撕开了一道触目惊心的口子，书吏私刻公章，侵吞库银案子，露出了冰山一角。
“……”
嘉庆十一年（1806年），彼时，直隶布政使（相当于河北副省长）庆格，在检查藩库银账目时，突然发现直隶省历年藩库银数账目非常混乱。
此时庆格新官上任三把火，满心要干出一番轰轰烈烈有别于其前任的政绩。
他勃然大怒，最初想到的是管库的书吏领班王丽南，老王50多岁，负责省一级的藩库账目入库，支出等事项，在这一岗位干了将近20年。
王丽南被差役带到了庆格面前：
“老王，说说吧，你看这账目能对上吗？支出和收入相差一百八十万两银子，少的银子都去哪了？”庆格黑着脸质问道。
老王一看账目傻眼了，手挠头皮：“这个…哪个…如果不符，可能也许…我也不明白。”
“屁话，你负责书写进库情况，你不明白，好，你不说实话，等本官查出来，定斩不饶！滚！”王丽南唯唯诺诺退去。
看到王丽南支支吾吾的样子，更增加了庆格的疑虑，断定这里面有猫腻。
为查明真相，庆格与直隶总督裘行简发布秘密命令，要求各州县封存账目并带到省城核对。
经过专门财会官员五天五夜的审核核对，发现定州，沧县等十九州县粮收、耗赏、杂税等账目，存在着严重不符，虚收二十八万两，
也就是账目有数字，库房里没这些银粮，这些银粮去哪里了？
庆格感到案情重大，立即将此事上奏给了嘉庆帝。嘉庆震怒，他没想到天子脚下的直隶居然明目张胆贪污库银和粮。
嘉庆回复庆格，务必查清库银粮去了哪里，办成铁案，在全国开展自查自纠。
庆格奉旨执行，他首先想到的是从书吏王丽南身上打开缺口，然后顺藤摸瓜一网打尽。
“威武飞扬……”
王丽南跪在直隶布政使司大堂中间，堂上“秉公持正”匾额泛着冷光，三十六根朱漆廊柱环绕，皂隶们手持水火棍分立阶下，喊威声不断，肃杀之气弥漫开来。
直隶布政使庆格一脸严肃，猛然拍响虎头惊堂木：“王丽南！你私改账册、侵吞官银，还不速速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
王丽南瘫软在地，脚上的锁链哗啦作响：“大人饶命！小人全说！求大人开恩！”
“只要你从实招认，本官可奏请朝廷从轻发落。”
“大人，小的全招。咱们直隶钱粮出入全靠‘截票’舞弊——每次征收赋税，我们会把一式两联的票据私自留存上联，百姓只拿下联。
等他们再来查验，就说票据无效，逼得他们二次纳粮！”
庆格怒目圆睁：“大胆！还有什么腌臜手段？”
“还有‘串票拆合’！”王丽南额头磕出血痕，“比如张三该交十两，李四该交五两，
我们把两张票据拆开，重新拼贴成张三交五两、李四交二十两！多出来的十五两，就被我们几个书吏按份分了。”
庆格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追问一句：“你说的可是实情？”
“小的如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继续往下讲。”庆格威严喝道。
“大人，还有‘漕米折银’，朝廷规定一石米折银一两五钱，我们硬改成二两，多出的差价全进了私囊！”
庆格像听天方夜谭，没想到这些书吏如此无底线，他抓起案上账册狠狠掷地：“这些假账为何能瞒天过海？”
王丽南头叩地颤声说道：“大人有所不知！我们早把全省州县的钱粮账册做成‘两套账’，
明面上的册子应付检查，暗里的‘黑账’才记着真收支。每年府衙来核查，
我们提前买通师爷，用‘隔岸改火’的法子——连夜替换关键页，再用茶水熏旧纸张，连墨迹深浅都能仿得一模一样……”
这回庆格可是脑洞大开了，这正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来人，将王丽南押起来，容后处理！”如狼似虎的衙役七手八脚将老王架走了。
案情基本清楚明了，以王丽南为首的管库书吏，利用自身对财政事务的熟悉，精心设计了一套极为恶劣的舞弊手法。
后期经过审问地方州县书吏，供出他们私刻“恒裕库”和布政使司官印，篡改票据数据，
将州县实际解银一两改为一万两或数千两；还重复支抵，利用财政收支规章做手脚，甚至制作假公文、销毁文卷。
这些书吏还利用官员吃喝玩乐时报账，一些官员喝的醉醺醺，根本不严格审查，就大笔一挥签上了名，漏洞百出，官员也浑然不知。
书吏的薪水由官员承担，与幕僚宾客性质一样，国家不出这份工资，
因此薪水并不多，书吏只好利用业务熟悉动手脚贪墨。
而这些官员高高在上，怎么会想到书吏会想出五花八门的办法呢？
不过，也有一部分官员是和书吏串通好的，由书吏暗箱运作，官员只等分成就是了，默许书吏侵吞国有资产。
庆格加大审查力度，随后查明，从嘉庆元年到十一年间，二十四州县共被侵盗银三十一万余两，
整个过程如同一群硕鼠，在黑暗中疯狂啃食着国家的根基。
嘉庆帝得知后，迅速派协办大学士费淳等钦差大臣前往保定指导严查。
审讯结果令人触目惊心：案件不仅涉及众多书吏，还揪出张麟书等11名涉案官员。
这些官员与书吏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共同分赃，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贪腐链条。
对于涉案人员，嘉庆帝予以严厉惩处。贪腐两万两以上的王丽南、陈锡珏等20人被处斩。
其余人员分别被判处秋后处斩、发配等刑罚。同时，历任直隶总督、布政使也因失察之责受到追究。
掩卷思考，这起案件看似因个别书吏胆大妄为而起，实则是清代官僚体系深层次问题的集中体现。
制度不健全，审核不到位，官员人浮于事，业务不熟悉，不得不依赖书吏，导致书吏权力逐渐膨胀。
另一方面，书吏待遇微薄，却掌握着钱粮、刑名等关键事务，为了谋取利益，铤而走险成为常态。
此外，官员与书吏的勾结，更是让腐败风气肆意蔓延。
案件落下了帷幕，由于没有从根本制度上整治，私刻公章的事并没有停止，无疑加快了清王朝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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