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如同一道无情的天堑,将曾经的患难同伴隔绝两岸。北岸的洼子店与南岸的流民营,仿佛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演绎着乱世中殊途同归的挣扎,却又因环境差异,走上了不同的求生轨迹。
北岸洼子店:扎根与融合
张伟、吴杞等四人,在洼子店这个偏僻穷困的小山村,凭借着实打实的“用处”,艰难地扎下了根。他们的生存策略,核心是 “价值交换”与“低调融入”。
吴杞的医术是立足的根本。他不再仅仅是被动应诊,而是主动“经营”。他带着张伟和那个断臂老兵,更加系统地在周边山野辨识、采集草药,并尝试着在土地庙后开垦了一小片药圃,移栽常见的柴胡、地黄、益母草等。他看病时,会根据村民的家境,灵活收取“诊金”——富户或许要几个鸡蛋、一小块粗布;赤贫者则只需帮忙采些草药或做点零工。这种务实而富有人情味的方式,很快赢得了村民更深层次的接纳。他甚至开始将一些简单的草药知识,教给村里一个对医术感兴趣的半大孩子,真正开始了“传承”。
张伟则展现了惊人的适应和学习能力。他不仅是吴杞的得力助手,更是这个小团体的“外联”和“规划者”。他很快摸清了村里的情况:谁家猎户手艺好,谁家编织手艺强,哪里能打到野味,哪块荒地可以偷偷开垦。他用陷阱捕来的野物,不仅改善伙食,也用来与村民交换盐巴、农具等必需品。他甚至在村民的默许下,带着断臂老兵,在远离村子的山坳里,开垦了一小片极其隐蔽的“黑地”,种上了耐贫瘠的芋头和豆子,作为秘密储备。他的冷静、果决和远超年龄的沉稳,让村里人对他这个“北方来的后生”既好奇又带着几分敬畏。
断臂老兵和失明老妇也没闲着。老兵用他军队里学来的手艺,帮村民修补农具、编织藤甲;老妇则用她摸索出的技巧,帮人纺线、照料幼儿。他们都努力证明自己“不是吃白饭的”。
在这里,生存的关键是 成为村子的一部分,用劳动换取生存空间。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微妙的平衡:既展现价值,获得庇护;又不过分张扬,避免引来外界的注意(尤其是官府的盘查)。张伟心中那南下的念头并未熄灭,但他深知,在拥有足够的实力和把握之前,洼子店这个暂时的避风港,必须经营好。北岸的生存,是静水深流式的,讲究的是缓慢积累和深度融入。
南岸流民营:周旋与挣扎
而在南岸的流民营,徐元直的处境则复杂和凶险得多。这里的生存法则,是 “在体制缝隙中周旋”与“在绝望中建立微秩序”。
疫情过后,徐元直的处境得到了改善,但远非高枕无忧。王胡子虽然暂时收敛,但敌意未消,像一条毒蛇潜伏在侧。徐元直更加小心地经营着自己的“人脉”和“声望”。
他与兵卒小头目王五的关系更加稳固。王五视他为“自己人”,不仅提供保护,还时常透露些营内外的消息,比如哪支劳役队要调往他处,哪里又在清查人口,甚至偶尔能弄到一点珍贵的糖或酒。徐元直则投桃报李,确保王五及其手下兄弟的健康,并用草药帮他们处理些不便张扬的伤病(如斗殴伤痕)。
对于老吏冯老,徐元直始终保持尊敬,时常送些晾晒好的、安神助眠的草药,维持着这份淡薄却关键的善意。
更重要的是,他在流民中建立起了初步的“威信”。他救治过的人,自然心存感激;他甚至凭借一点粗浅的识字能力,帮几个流民给江北(如果还有亲人在)写过口信(虽然大多石沉大海),这让他获得了一种超乎医术的尊重。渐渐地,以他的草棚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松散的互助团体。狗儿成了他的小助手,几个身体尚可的流民主动帮他采集草药、维持秩序,甚至暗中保护他,防范王胡子爪牙的骚扰。
然而,营地的本质未变。官府的压迫、物资的匮乏、疾病的威胁无处不在。徐元直所能做的,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尽量减轻苦难。他更像一个在囚笼中的管理者,运用智慧和医术,在这绝望之地维系着一小片相对安全的绿洲。他的生存,是走钢丝式的,时刻需要平衡各方势力,警惕明枪暗箭。南下寻主的念头,在严密的看管下,显得遥不可及。南岸的生存,是在高压下寻找并扩大缝隙。
歧路漫漫,心向何方?
南北两岸,张伟与徐元直,一个在乡野扎根,一个在牢笼周旋,走上了不同的求生路径。张伟的目标相对清晰: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继续南下。而徐元直的目标则更为模糊:活下去,维持住这片微小的“善地”,等待或许永远也不会到来的变局。
但有一条无形的线,依然连接着两岸——那就是对彼此的牵挂和传承下去的信念。
张伟在教洼子店那个孩子认草药时,会想起徐元直是否安好;他在记录药方和见闻时,希望这些知识有朝一日能传到对岸。徐元直在教导狗儿时,会想起张伟的嘱托;他在营中每一次成功的施治或周旋,都仿佛是对北岸同伴的一种回应。
乱世如潮,个人如萍。南北歧路,前途未卜。但无论在北岸的静水深流,还是在南岸的钢丝起舞,活下去,并且将活下去的知识和意志传递下去,成了隔江相望的两人,心中共同不灭的微光。这光芒虽弱,却照亮着各自在黑暗中摸索的脚步,等待着命运之潮再次将他们推向未知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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