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饱喝足之后的单雄信，牢骚也变得少了一些，恰巧这个时候无所事事的徐世绩，也被康采恩从朝鲜半岛弄到了汴京城来。
他身上也是有些伤的，只不过军中事务繁忙，关羽也需要他这么个帮手，因此才稍微耽搁了。
相比起单雄信来，徐世绩对于宋朝显然更加感兴趣，自从他知道有这么个朝代存在以后。这样的兴趣就从来不曾消失过。
不过当他真正来到这个朝代之后，这里的繁华却充分的震惊了他的灵魂，在隋朝末年，那个刚刚结束了大分裂的年代里，虽然都市的繁华已经慢慢的重新开始出现，但整个国家的统治机器都还在为战争服务者，似乎那是从结束了五胡乱华时代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下的脚步，即便是隋文帝，也曾经对高句丽动过想法，而之后的杨广更是将军事的触手伸向了远在大海上的流求和西北的西域。
这位仁兄才是第1个在西域地区推行郡县制的人，这是实际统治的基础，唐朝延续了这一基础，虽然不能说汉朝没有推行这一制度，就不是对这一地区实行了有效统治，他直接派兵驻守在这里，没有比这个更加明显有效的措施了。
可像有的键盘侠，生意的解释，西域都护府认为读书并不是实现了有效统治，然而他们怎么不看看香港与天朝政府之间的关系，再看看驻港部队又是怎样维护祖国统一的？有这样的例子在身边，怎么有脸说汉朝没有对西域进行有效统治？
当然，宋朝在这方面是不可能和隋朝相提并论的，尤其是有更加光辉灿烂的唐朝在前面的时候，李书记现在还不知道唐朝的历史，只是从康采恩那里只言片语的听说了一些，但她对那个时代已经是一直身亡，而且他从康采恩的画风当中早就听出了有意无意的赞赏，她知道，你和那个盛世之间说不定就存在着某种联系，要不然康采恩也不会对他器重有加，难道仅仅是因为他刚刚到达山寨的时候对他表示了支持的缘故吗？徐世绩是不相信这一点的，他知道刚才之所以启动自己，一定是另一方面的原因。
康采恩并不知道徐世绩早就已经对他的想法有了自己的推测。他只知道，这个繁盛的大宗王朝，对于强大的大唐来说或许也是不可企及的，而在单雄信的心中，这样的宋朝，根本不可能与传说当中的那个大唐相提并论。
回到家里之后，单雄信和徐世绩，不约而同地钻进了康采恩的书房，在这里悬挂着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这是在大同的已经推出之后，越来越被人们熟悉的东西。更何况徐世绩和单雄信早在山寨时期就已经见到过这种东西，所以并不会觉得陌生，但他们在看到这张地图之后，却已经对世界的其他部分不感兴趣了，就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震惊于世界的广大与中原的渺小之时，他们竟然又重新将自己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已经不再为许多人所重视的重点问题上，他们比划了一下大汉时期的版图，又找来康采恩询问了一下宋朝的版图，发现两者之相形见绌，还是非常之大的，与此同时，就连那个已经走向没落的隋帝国，也比宋朝要辽阔得多。
虽然隋帝国仍然并没能将后来的天朝上国的所有领土都囊括其中，但它已经具备了非常重要的几个部分，中原腹地和东北地区已经缓缓的进入了他的囊中，除了云南之外，大部分西南地区也在他的控制之下，吐蕃高原上孙玉兰正在进行着风起云涌的变化，但隋帝国仍然在短时间内无法控制那里，因此，菲帝国距离天朝上国的版图还有一定距离，但是，甩开大宋王朝几条街还是不成问题的。
可这就为徐世绩和单雄信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领土方面如此羸弱不堪的，宋朝竟然表现出远远超过隋朝的繁华呢？
这是一个中国传统学者们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在西方历史学圈子里，早就已经有很多历史学家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有些人甚至在20世纪的60年代就尖锐地批评过欧洲中心论，并且倡导说中国在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都在世界市场上占据着支配地位，甚至是主导地位，这种说法，自然一开始的时候不为众人所接受，但后来随着更多统计数据的出炉，他们不得不接受了这个观点。
可是这个观点对于宋朝与隋朝之间的比较又有什么参考意义呢？他们都属于中原王朝，并不牵扯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
国际上自然是这样的，但宋朝的发展让人想起了欧洲的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资产阶级萌芽时期，有些人认为明朝才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意义的时间段，但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基本上只出现在江南时期，而艰难时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在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时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换而言之江南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只不过是在蒙古人统治结束之后的复苏而已。
而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说法的根源在于，欧洲欧洲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文艺复兴给人们带来的崭新观念，小国家之间的邻里往往会迫使他们在生存压力之下，创造出更加积极的管理模式和发展理念，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旦摆脱了思想的牢笼往往就会带来巨大的发展，欧洲的文艺复兴如此，中国的战国时代也是如此。当然并不是混乱时期就会带来这样的发展机遇，像五胡乱华时期那种彻底混乱的年代，是不可能有这种喘息机会交给那些想要发展的人。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是在开历史倒车，而后来的人则遇到了一个更好的时代，那是两宋时期，然后时期但华夏文明并不存在明显的纷争时期，但他的对抗和生存压力也的确存在契丹的崛起，西夏的出现，甚至大理国、蒲甘国、交趾国、高丽国带来的各种影响都是层出不穷的。所以大宋王朝他有了更加强大的发展动力。
在种种的生存威胁之下，大宋王朝的统治者们选择了一种相对开明的统治策略与商业得到极大的繁荣，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虽然军事上屡屡吃败仗，但那基本上是地缘政治所确定的因素，一般生产力水平的国家都是比较难以改变的，在进入工业时代之前，地缘政治的决定意义远胜于后世的明显程度。
但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两宋王朝的繁荣，其实在这里就已经找到了，他不是一个因为周围强敌环伺而积贫积弱的国家，他是一个因为周围强敌环伺，而不得不放宽对人民管制，因而焕发了巨大繁荣的国家，这是一个可能造价人都不可能想到的问题，但其实在后来天朝的发展历程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而西方则是通过文艺复兴的思想对抗，慢慢的争取到了人民的民主与自由，并非基于教皇或者世俗统治者的宽恕和仁慈。
但不管怎么说，大宋王朝的繁荣因素终于找到了，这种在军事上明显没有竞争力，却在经济上打出了一片辉煌的国度，只能用这个逻辑才能解释得通，只可惜的是这种先进的理念与宽松的管理，并不是人民注重积极争取而来的，他是统治阶级高高在上的词语，因此他没有坚持的动力，也没有形成良好的习惯，且最终走向了失败，因为这个制度的主导权依然在皇家手中，而不是像西方世界的人那样掌握在老百姓手里。
这是东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迥然不同之处，其实这也是本质的不同，并最终造成了之后1000年的文明演进差异以及中华文明800多年之后的百年之耻。
可惜的是，这一点对于康采恩来说实在是太过难以改变，要带领着老百姓的造反，难度实在是太高了所以他也只能一点一点的追寻，看看他们开启民智到何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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