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师生于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此时正值曹操统一北方、赤壁之战爆发的关键年份，天下三分的格局初现雏形。
他的父亲司马懿，是曹魏政权中后期最重要的谋臣之一，早年虽避世不出，却因才华被曹操强征为官，后凭借多次献策、抵御诸葛亮北伐等功绩，逐渐成为曹魏的“柱石之臣”；母亲张春华，是河内郡名门之女，聪慧果决，曾为司马懿掩盖“装病避仕”的真相，助其躲过曹操的猜忌。
出身于这样的世家大族，司马师自小便接受了严苛的教育与政治熏陶。
他幼年时便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沉稳与聪慧，《晋书》记载他“雅有风彩，沈毅多大略”，不仅精通经史子集，还擅长兵法谋略，更兼习武强身，是典型的“文武双全”之才。
少年时期，司马师便与当时的名士交往密切，如夏侯玄、何晏等人，这些人皆是曹魏宗室或高官子弟，形成了早期的社交圈层。
不过，与夏侯玄的“尚玄谈、重虚名”不同，司马师始终保持着务实的态度，他深知在乱世之中，仅有才华不足以立足，更需隐忍与谋略。
司马懿对这个长子寄予厚望，很早就开始带他参与政治事务。
在司马懿抵御诸葛亮北伐期间，司马师曾多次随父出征，负责后勤调度或领兵侧翼，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
同时，他也在父亲的授意下，暗中结交曹魏内部的中下级官员与军中将领，为司马氏培植潜在的势力。
这一时期的司马师，如同一条潜于渊中的龙，看似默默无闻，实则在暗中积蓄力量，等待合适的时机。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师的婚姻也与曹魏政权紧密相连。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曹魏重臣夏侯尚之女、夏侯玄的妹妹夏侯徽。
这场婚姻本质上是司马氏与夏侯氏两大世家的政治联姻，夏侯氏作为曹魏宗室的“旁支核心”，势力庞大，司马懿通过这桩婚事，进一步巩固了司马氏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
而司马师在这段婚姻中，不仅获得了夏侯氏的支持，更通过与夏侯玄的亲属关系，深入了解了曹魏宗室与朝堂重臣的内部动态，为日后的政治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如果说少年时期的司马师是“潜龙在渊”，那么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之变”，便是他利刃出鞘、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中央的关键转折。
此时，司马懿已被曹魏宗室曹爽排挤，明升暗降为太傅，失去了实权；而曹爽凭借宗室身份，独揽朝政，结党营私，不仅得罪了朝中老臣，还激化了与司马氏的矛盾。
司马懿深知曹爽的野心，决定以退为进，再次“装病”避祸，暗中策划反击，而司马师则成为了父亲最核心的助手。
在“高平陵之变”前的准备阶段，司马师承担了最关键的任务——组建“死士”队伍。
据《晋书》记载，司马懿在策划政变时，仅与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二人商议，而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
三千死士并非一朝一夕可成，需长期隐匿、供养，还要确保忠诚度与执行力，这足以体现司马师的谋划能力与组织能力。
当时，就连司马懿也对长子的“隐秘布局”感到惊讶，曾感叹“此子竟可成大事”。
正始十年（249年）正月，曹爽陪同魏帝曹芳前往高平陵祭拜魏明帝曹叡，司马懿趁机发动政变，以“皇太后诏”的名义，关闭洛阳城门，控制中枢机构。
此时，司马师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亲自领兵驻守司马门，阻止曹爽党羽进入皇宫；同时，他迅速接管了洛阳城内的禁军，切断了曹爽与城内的联系。
整个过程中，司马师镇定自若，调度有序，丝毫没有初掌大权的慌乱，与弟弟司马昭的“夜不能寐”形成鲜明对比。
政变的结果，是曹爽集团的彻底覆灭。
曹爽选择投降后，司马懿、司马师父子并未手软，以“谋逆罪”将曹爽及其党羽何晏、丁谧、桓范等人全部诛杀，且“夷三族”。
这场血腥的清洗，不仅清除了司马氏掌权的最大障碍，更震慑了朝中反对势力，让曹魏政权的实际控制权落入司马氏手中。
而在这场政变中，司马师凭借“阴养死士”“掌控禁军”“稳定局势”三大功绩，正式成为司马氏集团的“二号人物”，其地位仅次于司马懿。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虽仍是司马氏的核心，但年事已高（时年70岁），许多具体的政务与军事事务，开始交由司马师处理。
司马师也借此机会，进一步巩固权力：他提拔忠于司马氏的官员，替换曹魏宗室在地方与军中的势力；同时，他注重收拢民心，减轻赋税，修复水利，通过一系列惠民政策，改变了司马氏“权臣专权”的负面形象，为司马氏代魏积累了民意基础。
嘉平三年（251年），司马懿病逝，司马师以长子身份，正式继承父亲的权力，担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总揽朝政。
此时的曹魏政权，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曹魏宗室对司马氏的专权早已不满，地方将领中也有不少人忠于曹魏，试图推翻司马氏的统治；而朝中老臣虽不敢公开反对，但对司马师的“年轻掌权”（时年43岁）仍存疑虑。
面对这样的局面，司马师展现出了远超同龄人的政治手腕与铁血魄力，通过“稳定中枢”与“平定叛乱”，牢牢掌控了政权。
司马师掌权后，首先做的便是“稳定人心”。
他延续了司马懿时期的“宽政”政策，对朝中官员“恩威并施”：对于忠于司马氏的老臣，如蒋济、王凌等人，他予以重用，保留其爵位与权力；对于持中立态度的官员，他不加逼迫，允许其“各司其职”；而对于暗中反对司马氏的曹魏宗室与官员，他则采取“隐忍观察”的策略，不轻易动手，避免激化矛盾。
同时，司马师注重“制度改革”，以提升行政效率。
他简化了曹魏后期繁琐的官僚制度，裁撤冗余官员，选拔有才能的寒门子弟入朝为官，打破了世家大族对官场的垄断。
这一举措，不仅得到了寒门子弟的支持，也削弱了曹魏宗室与旧贵族的势力，进一步巩固了司马氏的统治基础。
此外，司马师还十分重视“舆论引导”。
他提倡“尊儒重教”，修复因战乱受损的太学，鼓励学者着书立说，通过宣扬“忠君爱国”的思想（此处的“君”虽为魏帝，实则为司马氏掌控下的政权），营造稳定的社会氛围。
同时，他严禁官员“结党营私”，对贪腐官员严惩不贷，树立了“清正廉明”的执政形象。
司马师掌权后，面临的第一次重大挑战，便是嘉平三年（251年）的王凌之乱。
王凌是曹魏的老臣，曾任司空、太尉，与司马懿同辈，素来忠于曹魏，对司马氏专权极为不满。
他认为魏帝曹芳年幼，被司马氏控制，于是暗中联合外甥令狐愚（兖州刺史），计划拥立楚王曹彪（曹操之子）为帝，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另立朝廷，与司马师掌控的洛阳政权对抗。
王凌的计划起初十分隐秘，但很快被司马师察觉。
此时，司马懿刚去世不久，司马师若立即出兵平叛，可能会引发朝中动荡；但若放任不管，王凌的势力将进一步扩大。
面对两难局面，司马师选择了“先稳后打”的策略：他首先以“加官进爵”的名义，任命王凌为太尉，麻痹对方，使其放松警惕；同时，他暗中调遣荆州刺史胡遵、豫州刺史诸葛诞等人，领兵向寿春方向集结，形成包围之势。
嘉平三年四月，王凌见时机成熟，决定起兵反叛，却发现自己已被司马师的军队包围。
此时的王凌，既无兵力优势，也无民心支持，深知大势已去，最终选择投降。
司马师并未对王凌施以极刑，而是将其押往洛阳，途中王凌自杀。
不过，为了震慑其他反对势力，司马师仍下令将王凌、令狐愚“夷三族”，并赐死楚王曹彪，同时将曹魏宗室诸王全部迁往邺城（今河北临漳），派人严加看管，彻底消除了曹魏宗室的反抗可能。
王凌之乱的平定，不仅巩固了司马师的权力，更向天下宣告了司马氏“不容反叛”的决心。
此后，朝中与地方的反对势力虽仍有不满，但大多不敢再公开与司马氏对抗，司马师的统治地位进一步稳固。
正元元年（254年），司马师迎来了掌权后的又一次重大考验——魏帝曹芳与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光禄大夫张缉等人密谋，试图剥夺司马师的权力，恢复曹魏宗室的统治。
李丰等人是曹魏旧臣的代表，夏侯玄更是司马师的前小舅子，他们认为司马师“专权跋扈”，已威胁到曹魏的存亡，于是暗中联络宫中宦官与部分禁军将领，计划在朝堂之上发动政变，诛杀司马师。
然而，这场密谋很快被司马师的眼线察觉。
司马师得知消息后，并未慌乱，而是迅速采取行动：他先以“议事”为名，将李丰、夏侯玄、张缉等人召入大将军府，随后当场揭露他们的密谋，将三人全部逮捕。
在审讯中，司马师并未严刑逼供，而是凭借掌握的证据，让三人无从辩驳，最终以“谋逆罪”将他们诛杀，并“夷三族”。
诛杀李丰等人后，司马师意识到，魏帝曹芳虽年幼，但已成为反对势力的“精神象征”，若不废黜，日后必成隐患。
于是，他以“曹芳年长不亲政，沉迷酒色，不能承继大统”为由，上奏皇太后郭氏，请求废黜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曹丕之孙）为帝。
当时，朝中虽有部分官员反对，但在司马师的压力下，最终无人敢公开抵制。
同年九月，曹芳被废为齐王，迁往河内郡；曹髦登基为帝，成为司马氏掌控下的新傀儡。
废立皇帝，是中国古代政治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往往伴随着流血冲突与政权动荡。
但司马师通过“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不仅顺利废黜了曹芳，还立了一个更年幼、更易控制的曹髦，既消除了隐患，又未引发大规模的政治动荡，足以体现其政治手腕的成熟与权力的稳固。
此时的司马师，已成为曹魏政权实际上的“无冕之王”，距离代魏仅一步之遥。
正元二年（255年），司马师的权力达到巅峰，但一场更大的叛乱也随之爆发——扬州刺史文钦与镇东将军毋丘俭在寿春起兵反叛，史称“毋丘俭文钦之乱”，这是“淮南三叛”中的第二次叛乱，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文钦与毋丘俭都是曹魏的资深将领，曾随司马懿、曹爽等人征战多年，对司马氏专权极为不满。
尤其是文钦，与司马师素有矛盾，其子文鸯更是骁勇善战，被文钦视为“破敌利器”。
正元二年正月，文钦与毋丘俭以“讨伐司马师，恢复曹魏正统”为名，在寿春起兵，兵力达五六万人，并向各州郡发布檄文，号召天下诸侯共同讨伐司马氏。
此时的司马师，正患有眼疾（据史书记载，他此前因过度操劳，眼睛上长了“瘤疾”，时常疼痛），身体状况不佳。
面对文钦、毋丘俭的叛乱，朝中大臣纷纷建议司马师派弟弟司马昭领兵出征，自己留在洛阳养病。
但司马师深知，此次叛乱规模庞大，文钦、毋丘俭素有威望，若不亲自出征，恐难平定，且一旦司马昭领兵在外，朝中可能出现权力真空，引发新的动荡。
于是，他不顾眼疾的疼痛，决定亲自率军平叛。
司马师亲率十万大军，抵达项城（今河南沈丘），与文钦、毋丘俭的叛军对峙。
他采取“分兵包抄”的策略：一方面，派镇南将军诸葛诞领兵进攻寿春，切断叛军的后路；另一方面，派兖州刺史邓艾领兵驻守乐嘉（今河南项城西北），引诱文钦来攻。
文钦果然中计，派儿子文鸯率精锐突袭乐嘉，试图一举击溃邓艾的军队。
文鸯骁勇善战，率部连夜突袭，在司马师的军营外大声呐喊，吓得司马师“眼球突出”（眼疾复发，瘤疾破裂），疼痛难忍。
但司马师为了稳定军心，始终咬着牙，用被子蒙住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甚至将被子咬破。
左右侍从见他如此痛苦，都劝他撤军，但司马师坚决拒绝，坚持指挥军队反击。
最终，文鸯的突袭未能成功，文钦、毋丘俭的叛军因后路被断，军心涣散，很快被司马师的军队击溃。
毋丘俭在逃亡途中被杀，文钦则率领残部逃往吴国。
“毋丘俭文钦之乱”被成功平定，司马师再次稳固了司马氏的统治。
然而，这场平叛之战也彻底拖垮了司马师的身体。
由于眼疾恶化，加上连日操劳，司马师在班师回朝途中，于许昌病逝，时年48岁。
临终前，司马师召见弟弟司马昭，将权力正式交给他，并嘱咐道：“吾今疾甚，汝继我为大将军，总摄朝政，切勿辜负父兄之业。”随后便溘然长逝。
司马师的一生，虽然短暂（仅48年），却对三国后期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是司马氏代魏的“关键承继者”——父亲司马懿为司马氏奠定了掌权的基础，而司马师则通过平定叛乱、废立皇帝、巩固权力，将司马氏的统治从“不稳定”推向“稳固”，为弟弟司马昭“称公封王”、侄子司马炎建立西晋铺平了道路。
若没有司马师在高平陵之变中的“三千死士”，没有他平定王凌、毋丘俭之乱的铁血手段，没有他废立魏帝的决断，司马氏或许早已被曹魏宗室推翻，西晋的建立也将无从谈起。
从政治与军事才能来看，司马师无疑是三国后期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他沉稳隐忍，善于谋划，在高平陵之变前“阴养死士”，体现了他的长远眼光；他临危不乱，在政变与叛乱中调度有序，体现了他的军事才能；他恩威并施，在掌权期间整顿朝纲、收拢民心，体现了他的政治手腕。
就连《晋书》也评价他“雅有风彩，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誉，与夏侯玄、何晏齐名。
晏常称曰：‘惟几也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子元是司马师的字）。
然而，司马师的一生也充满了争议。
他作为曹魏的臣子，却“专权跋扈”，诛杀宗室，废立皇帝，被后世视为“乱臣贼子”的代表。
尤其是他在平定叛乱时“夷三族”的铁血手段，以及废黜曹芳的行为，被传统儒家史观批判为“不忠不义”。
唐代史学家房玄龄在《晋书》中虽肯定了他的才能，却也指出他“遂使神器幽沦，宗祊颠覆，昭、师之志也”，认为他与司马昭是导致曹魏灭亡的“罪魁祸首”。
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司马师的行为并非单纯的“篡权”，而是三国后期“士族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自东汉末年以来，世家大族逐渐成为社会的核心力量，曹魏政权虽由曹操建立，但始终依赖世家大族的支持。
司马懿、司马师父子之所以能掌权，本质上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世家大族的利益，而曹魏宗室的“集权尝试”（如曹爽的改革）则损害了世家大族的利益，最终导致了司马氏的崛起。
司马师的一系列举措，既是为了司马氏的利益，也是为了维护世家大族的统治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士族政治”的“维护者”与“推动者”。
司马师去世后，被追赠为大将军、舞阳侯，谥号“忠武”；其侄司马炎建立西晋后，追尊他为潜龙在渊，权倾朝野：西晋奠基人
司马师去世后，被追赠为大将军、舞阳侯，谥号“忠武”；其侄司马炎建立西晋后，追尊他为“景皇帝”，庙号“世宗”，将其灵位供奉于太庙，与司马懿（晋宣帝）、司马昭（晋文帝）并列，成为西晋皇室认可的“开国三祖”之一。
这一追尊，不仅是对司马师功绩的肯定，更标志着他正式从“曹魏权臣”转变为“西晋皇室先祖”，其历史地位被永久定格。
从后世评价来看，司马师的形象始终存在“两极分化”。
在传统封建史观中，他是“篡夺曹魏江山”的乱臣，与司马懿、司马昭一同被钉在“不忠”的耻辱柱上。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虽客观记载了司马师的生平，却在评语中强调“司马氏专权，废立君主，实乃周室东迁以来未有之大变”，将其视为“礼崩乐坏”的代表；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更是在《读通鉴论》中痛斥司马师“以臣废君，以私害公，虽有小智，终为乱贼”，认为他的行为彻底破坏了“君君臣臣”的封建伦理。
但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时代背景”出发，重新审视司马师的角色。
三国后期，曹魏政权早已陷入“内耗”：曹叡之后，曹芳、曹髦等皇帝均年幼，无法掌控朝政；宗室子弟或昏庸无能，或野心勃勃（如曹爽），导致朝堂派系林立，民生凋敝。
而司马师掌权期间，虽有“专权”之名，却实实在在推动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稳定的举措——他平定叛乱，避免了国家分裂；他整顿吏治，提升了行政效率；他轻徭薄赋，缓解了百姓疾苦。
从“治国成效”来看，司马师的执政能力，远胜于同期的曹魏宗室。
更重要的是，司马师为西晋的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础”。
他在掌权期间，完善了“九品中正制”，让世家大族的利益得到进一步保障，稳定了统治阶层；他改革军事制度，将地方兵权收归中央，避免了“诸侯割据”的重现；他重视人才选拔，提拔了邓艾、钟会等有才能的将领，为后来西晋灭蜀、灭吴积累了军事力量。
可以说，西晋能够在司马炎时期完成统一，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司马师留下的“政治遗产”。
若将司马师与同时代的人物对比，更能凸显他的独特性。
他没有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却多了一份“临危不乱”的魄力；他没有司马昭的“野心外露”，却多了一份“隐忍克制”的智慧；他更没有曹爽的“刚愎自用”，而是始终以“务实”为核心，一步步推进司马氏的大业。
他就像一台精密的“铺路机”，默默铲除障碍、铺设道路，让弟弟司马昭能够顺利“称公封王”，让侄子司马炎能够轻松“登基称帝”。
司马师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西晋一朝，更渗透到了后世的政治与文化中。
在政治层面，他开创的“权臣稳权模式”——通过“掌控禁军、平定叛乱、废立君主”巩固权力，成为后世权臣效仿的范本。
东晋的桓温、南朝的刘裕、萧道成等人，在篡夺前朝政权时，都或多或少借鉴了司马师的策略，可见其政治智慧的深远影响。
在文化层面，司马师的故事成为后世文学、戏剧创作的重要素材。
元代关汉卿的杂剧《邓伯道弃子救侄》中，虽未直接提及司马师，却以“高平陵之变”为背景，展现了当时的政治动荡；清代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中，虽对司马师的描写较为简略，却通过“废曹芳”“平淮南”等情节，塑造了他“铁血权臣”的形象；现代影视剧如《虎啸龙吟》，则进一步丰富了司马师的人物性格，将他从“历史符号”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让更多人了解到他在三国后期的关键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师的“隐忍与决断”，也成为后世文人墨客感慨的对象。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中写道“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虽咏叹的是西晋灭吴，却暗含对司马氏祖孙三代（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奠基之功的认可；近代学者吕思勉在《三国史话》中更是直言“司马师之才，实过于司马昭，若天假以年，西晋的开国皇帝，或许就不是司马炎，而是司马师本人”，对他的英年早逝深感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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